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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羞于谈论性,所以才羞于保护自己
匿名用户
2016-08-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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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遇见过一件事儿,发生在我12岁那年。  一个炎热的夏日正午,上学路上,为了避开大街上毒辣的太阳,我挑了狭窄且人少的一条胡同。胡同路上都是房子的阴影,凉快点儿。  这时候一个中年男子骑车路过我,停下来问我:“多少钱一夜?”  要知道,我当时还是个没上过生理课、连例假初潮还没有的小女孩,于是我愣了一下。  他看我愣了,又解释了一句:“就是让你和男人睡一夜,多少钱?”  看我继续呆愣在那里,他一边掏口袋一边说:“我给你个电话吧,你要是想,你联系我,我们这儿有很多……”  我没听他说完,撒腿就跑了。  胡同里空无一人,他当然没有追上来。  整整一个下午,我脑海里都回荡着他的话。睡一夜?  我从那之后,再也没敢走过那条小路。  但是他的脸像刀刻一样,在我脑海里挥散不去。甚至,十几年后,他似笑非笑、盯着我看的样子仍然在我脑海里阴魂不散。  虽然我害怕、疑惑、不安,但对妈妈几乎无话不说的我,一直将这件事儿在心里憋了12年。  直到去年。我告诉了她,她非常震惊,问我为什么不早说?为什么当时不说?  因为我羞于启齿。  我不知道该怎么将那些话说出口。这件事,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“好女孩”应该遇见的事。这些话,怎么修饰都不像是一个“好女孩”该说出的话。  还有个真实的事件,关于男孩的羞于启齿。  某个中学,著名的物理奥赛辅导老师,曾经辅导出7名全国物理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获奖者。其头像经常出现在一些畅销的中学教辅书上,在外人看来简直是为人师表的典范。  就是这个为人师表的典范,这个衣冠楚楚的儿子、丈夫、父亲,以给学生私下辅导物理之名,在自己家中猥亵、性侵了数十名男生。  这些男生不过才十五六岁。  很多年后,他们长大成人,有的定居国外,有的已成行业翘楚。其中一位,终于鼓起勇气披露了这件事情。  他讲起老师猥亵男学生的整个套路,全程利用学生对于老师的崇拜和畏惧。  我现在还记得他当时面对记者的采访时说的话。  他说:“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以为是我自己的问题。一个老师,一个在课堂上如此庄重严肃的老师,为什么会对我,(仅仅对我)做这样的事情,一定是我的问题。”  这件事情带给了他和他同样被性侵的同学们十几年的心理阴影,直到他们以为足够强大,才将整个事件全盘托出。  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羞于启齿。  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总以为说出来的那个人最可耻。  可是,为什么不是做出来丑事的那个人最可耻呢?  我们从小就羞于谈论性。  尤其是对女孩,这个话题更是绝对的禁忌、无可言说。  生理课不过是初中二年级生物课上的一个章节,稍微开明一些的父母(比如我妈妈)还会和我聊起早恋问题。  更多的父母,我想,应该是几乎全部的父母,对性这个事情,都对孩子尤其是女孩讳莫如深。  我们从小最缺失的,不是道德教育、不是知识文化教育,而是健康、公开又平和客观的性教育,包括生理教育和心理教育。  在这种缺失下,我们不敢谈论性,好像那是一件丢脸的事情。我们也不敢谈论所受到的性骚扰甚至性侵害,因为我们怕被指责、被歧视、被误解、被疏离。  所以可想而知,长大之后、不再是12岁少女的我,如果我在职场遇到骚扰,我同样不敢说出来。  因为我羞于启齿。  这本来不是我的错,但公开场合谈论性的事情,谈论一个男人做出的我所不齿的一切,谈论那些肮脏的行为,不是我接受的教育里“一个好女孩”会干的事儿。  别说外人、同事、领导,我甚至不能和我最亲密的家人抑或朋友谈论。  我的朋友在公司里,被上级领导骚扰。作为一个有妇之夫,他跟她说露骨的话,在加班的深夜将她一个人堵在办公室里。  她不敢说,只有忍耐。  她说起写字楼上有过数面之缘的另一个女孩。同样被骚扰,本欲鱼死网破,却被反咬一口,说她勾引他,还被渣男炮制了一个不存在的聊天记录。  在那个聊天记录里,她变成了蓄意风骚勾引正直上司的女生,一瞬间风传全公司。不待她解释,不待她澄清,全公司已经将她送上了道德审判的绞刑架。  所以我的朋友叹息:“我怎么说?就算我打定主意要辞职走掉,我也承受不了那些流言蜚语。因为大多数人肯定会说,他怎么不骚扰别人,就骚扰你?而且,我怎么开口,去详细地描述他那些龌龊的行为?我说不出口……”  无法开口就无法控告,那些让我们羞于启齿的行为,竟然理所当然地成了流氓的避难之所,我们的葬身之冢。  他们不是在利用我们的软弱,而是在利用我们表面上的捍卫名节心底里的“说不出口”。  就像我们可以控告偷盗、举报抢劫、检举非法竞争,却唯独对骚扰噤若寒蝉。  就像我们在公交车上遇到咸猪手却只敢偷偷踩他几脚,因为我们羞于向司机喊停车,然后说出:“他乱摸我”。  可如果从小就接受了健康的性教育,我们也许不会再认为谈论性侵害是可耻的,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捍卫自己的权利。  在美国,有一个关于办公室的脱裤子规则,我在网上搜索,得到了下面这段解释:  什么是美国办公室的脱裤子规则?  简单说,一个公司的老板或是员工的主管、上级不能对其员工有任何性暗示的语言、动作,不能利用职权、影响或以利益来迫使和引诱员工与其发生性关系。  预防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是美国公司文化中管理最严的一项,因为一旦有员工控告公司的管理人员性骚扰定罪,公司就得承当法律责任,通常是支付大笔赔偿金。  而且性骚扰的定义非常广泛,这包括不受欢迎的示爱、要求性关照、与性有关的语言和行为等,而这些行为的后果导致员工被解雇、妨碍员工的工作、或造成一种敌对的、不友善的工作环境,皆造成对员工利益的侵犯。  同性之间如果出现上述列举之事也同样可构成性骚扰。  所以如果我有了孩子,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,一定告诉他:性是个美好的事情,一切非你意愿、让你困惑、让你难过、让你蒙羞的关于性的事情,你都可以告诉我。  这和一个社会的开放抑或保守都没有关系。  这和我们的态度有关系。  如果我们一直视性为禁忌,只会看到更多的人忍受屈辱而不敢发声,力图保全名声却只能暗夜饮泣。  一个健康的社会,绝不是一个只谈爱、不谈性的社会。  我们羞于谈论性,还导致我们认为和性有关的一切看起来“错误的事情”都是天大的耻辱。  我看张羽老师的书《只有医生知道》。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,她讲了很多宫外孕的诊疗案例。其中有一个章节叫做《名誉与生命的较量》,她说起一个未婚姑娘,去医院就诊,死都不肯承认自己怀孕,只说是腹痛。  结果她是严重的宫外孕,因为医治不及时,而仓皇去世。  她说的这个案例发生在90年代,但我想现在,这样的事件仍然不胜枚举。  不敢告诉父母、不敢告诉朋友,独自去非正规小医院做不合格的手术……  因为羞于谈性,我们才认为由性所引致的后果都是错误,都是罪恶。  因此当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时,我们不是试图去解决,而是试图去掩盖、去毁灭,去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  让我最感动的是张羽老师写在那一章最后的两段话,她说:  “多年后,我也成了母亲,也生了女儿,职责和天性让我时时刻刻以自己的方式保护和照顾着我的孩子,我会清清楚楚地告诉女儿在什么年龄应该做什么事,不该做什么事,如何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。不同的是,若是哪天她真有了难处,就算是再没脸面,再穷途末路,我也不会再像自己妈妈那个时代的母亲一样说出“你做出这等丑事,咱家可丢不起这个人,我不管你了”的话。  我的女儿,我的孩子,不论将来发生什么,不管碰到多大的挫折,不管陷入多深的泥潭,记得珍爱生命,永远不要害怕,任何时候,记得只要回到妈妈身边,一切都有办法。”  我仍然记得我上的第一堂性心理教育课发生在大学。  当时已经20岁的我,看着台上年轻、温和的女老师谈论成人影片、同性之恋、性别认同障碍、异装者。  她的语调是那么的平和、放松、自如,像一切基础通识教育课的其他老师一样。  她还说:“你们有任何说不出口的问题,可以发邮件告诉我,我会保密,并最大程度上给出我的答案。  你们受到任何形式上的你们认为不妥的遭遇,也可以告诉我,我会尽力帮你们解决。”  我记得当时坐在台下的我,在最心底涌现出来的感受,竟然是——“感激”。  感激终于有人平等相待,感激有人站在那么多20岁的年轻人面前,不再视性为不可言说的禁忌。  这堂课,本该发生在更早的时候,可我现在觉得,一切都还来得及。  当我们不再羞于谈论性的时候,我们才是彼此的依靠,我们才能用最安全和稳妥的方式来保护自己。  你不是个怪物,那个做出坏事的人才是。  你没有错,那个做出坏事的人才有错。